聊了那么久考古,，你有沒有想過“考古”二字究竟從何而來,？

上溯歷史,，北宋便有一位名叫呂大臨的名士撰寫過著作《考古圖》,。但請不要誤以為呂大臨曾拿著手鏟,、下到田野發(fā)掘,，《考古圖》中輯錄的是當時官府和民間收藏的211件銅器與13件玉器,。在北宋士人的觀念里,，對銅器與石刻之類的研究,，是謂“金石之學”,。

現(xiàn)在看來，近一千年前的呂大臨對古物的研究成果,，雖難免錯漏,，仍意義不菲。在《考古圖》中,，他能把銅器按時代與器型分類,，記錄尺寸、重量,、出土地點與收藏的人等信息,，并繪制圖樣,、摹寫銘文。

只是和如今的考古學比起來,，金石之學少了一大塊至關重要的研究方法——田野考古,，換言之，那些能從古物所處遺址中讀出的信息,，如年代,、用途、性質,，金石之學就力有不逮了,。因此，金石學家格外青睞古物之上的字句,，而這與主要從“土”里解讀歷史的考古學家的行事就不盡相同,。但正如“考古”這個名號傳承至今所暗示的，上個世紀,，考古學從西方舶來之后,，金石之學是不是“中國的考古學之源”，就成為一個莫衷一是的問題,。

民國時期,，曾有一個以時任燕京大學教授容庚為核心的研究團體“考古學社”，治學便傾向于傳統(tǒng)金石之學的路數(shù),，似乎表明這門“舊學”經“新學”改造后仍具有生命力,。1949年以后，金石學徹底在考古學面前“敗下陣來”,，《中國大百科全書·考古卷》（1986年版）“金石學”詞條說得明白,，“近代考古學在中國誕生以后, 仍有一些學者對非科學發(fā)掘所得的銘刻資料進行整理研究，但這種研究已逐漸演化為考古學的組成部分,，因而金石學作為獨立的學問已不復存在,。”

很多人認為,，中國古代只算得上擁有前現(xiàn)代的“經驗學科”,，算學、中醫(yī),、國畫,，與相應的現(xiàn)代學科——數(shù)學、醫(yī)學,、美術,，不可同日而語。所以，不夠“科學”的金石之學,，被考古學等“科學”吞并,，以至金石學家日益人丁寥落，是時代的“進化”,。

中國古人確有自己的時代局限,，但金石學真的只是考古學不成熟的“童年”嗎？

說回呂大臨,，作為著名理學家程頤高足的他,，“不留連科舉”，在他眼中,，古物非同小可,，“非敢以器為玩也，觀其器,，誦其言,，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遺風，如見其人矣”,。金石中濃縮的,，是理學家心中中國歷史上那最偉大的圣人時代，這種復古思潮,，甚至發(fā)展到仿制古代青銅器,。這是眼見安史之亂后二百余年衰世的北宋士人，從唐代窮奢極欲的反面中,，參悟出的人生哲理與準則,。摩挲金石的那一刻，也許“齊家,、治國,、平天下”的古訓就能在呂大臨耳畔回響。

而在改天換地的近一千年后,，當民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1928年在殷墟掘下中國官方考古的第一鏟時，“上窮碧落下黃泉,，動手動腳找東西”“要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(tǒng)在中國”,，已經成為新一代知識分子心中的航標。鴉片戰(zhàn)爭后重建一個現(xiàn)代中國的宏愿,，終于延伸至考古學這一領域,。

但無論金石學還是考古學，學問都是知識分子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作出的思考與選擇,。今天的中國考古學家,，也懷揣著一個“挖出中國歷史輝煌時代”的夢，一如千年前呂大臨的所愿，“以補經傳之闕亡, 正諸儒之謬誤”,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