圖為甘肅高臺壁畫墓出土畫像磚“剪布圖”。

紡織一直伴隨著文明的起源與發(fā)展,，薪火相傳,，從未間斷。作為世界文明古國之一,，中國留下了大量與紡織相關(guān)的遺產(chǎn),，至今仍影響著我們的生活。

從歷史文獻,、考古實物及民間傳統(tǒng)工藝等方面看,，中國使用紡專、紡紗或紡線技術(shù)的歷史十分悠久,。紡專是紡車發(fā)明前人類重要的紡紗工具,，不同直徑和重量的紡專可以讓人們連續(xù)獲取不同纖度和捻度的紗線,，提高了生產(chǎn)效率,。

河南滎陽青臺遺址出土了大量麻紗。不難想象,，5000多年前的黃河流域,，人們已掌握了紡輪外形尺寸、重量與紗線粗細的奧妙,，熟練地紡出不同規(guī)格的麻紗,，織造麻布,。遺址還出土了骨錐、骨匕與骨針等原始紡織工具,。隨著原始紡織技術(shù)的發(fā)展,，針和針上穿引的紗線逐漸演變?yōu)榭棛C上的抒子和緯紗,，匕成為織機的打緯刀,。我們據(jù)此可推測當時中原的紡織技術(shù)和紡織規(guī)模。

編織是最古老的紡織技藝,，斜編是被廣泛使用的原始編織技法,。浙江吳興錢山漾遺址出土的絲帶即采用平紋斜編。戰(zhàn)國時期,，雙層斜編織物開始在楚地流行,，湖北江陵馬山一號楚墓出土了10余件圖案簡單的雙層斜編組帶，湖南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也出土過多種雙層斜編織物,，其中最著名的是“千金絳”,。

甘肅武威磨咀子漢墓出土的錦緣絹繡草編盒，為我們講述了2000年前的河西走廊,，如何通過編織表達“錦繡心思”,。草編盒用于盛裝縫紉類工具及一些縫線、繡線等材料,，可通俗地稱為針線盒,。錦緣絹繡草編盒外飾錦繡，四個側(cè)面中心部位為長方形絹地刺繡,。絹為紅色,，上以鎖繡而成朵狀類云狀紋。盒體上邊緣及各轉(zhuǎn)角處以平紋經(jīng)錦鑲邊,，錦為黃地,，顯白色帶鉤紋樣。刺繡的繡線為藍,、綠,、白三色，線型纖細,，繡技精良,。還有兩條配色雅致、圖案細膩的絳帶,，密密纏繞在細致打磨的木板上,，絳帶均采用雙層斜編技藝。由于雙層斜編技藝較為復(fù)雜,，漢代以后逐漸淡出,。

隨著絲綢之路的暢通,，絲路沿線的紡織技藝呈現(xiàn)相通性。

甘肅高臺壁畫墓出土過一組畫像磚,，生動地展現(xiàn)了兩漢,、魏晉時期人們的紡織過程，圖像寫實,，生活氣息濃厚,。剪布圖中，畫像磚邊緣黑紅兩色繪屋檐,，下繪跪坐二女用手共扯一織物,，織物下方置籃奩，左邊女子手持長剪,，似準備剪布,；開箱圖中，一女子跪坐于地,，打開箱蓋,，從箱中拿取衣物。魏晉時期,，經(jīng)濟文化交流使河西走廊成為當時北方的富庶地區(qū)之一,，高臺魏晉畫像磚真實再現(xiàn)了魏晉時期河西走廊地區(qū)的社會面貌，這些色彩艷麗,、題材豐富的圖像資料為歷史“留影”,。

出土于敦煌莫高窟北區(qū)B222窟錦彩百衲，與這些畫像磚完全不同,。它用廢棄的零碎布帛加以補綴,，因所用零碎布帛多，故又稱“百衲”,。從織物品種及類別看,，該洞窟出土的百衲很有可能為北朝晚期至隋朝制作。該百衲由不同織物縫制而成,，制作手法多樣,，顏色豐富多彩。紋樣為唐代特色顯著的花卉紋,，多種花型集中在一起,，再進行藝術(shù)處理，形成較為夸張,、造型豐富的花型,。百衲中的花卉造型多出現(xiàn)在織物錦中，顏色以紅,、黃,、綠為主,，且形式多樣。

我國歷代出土的百衲織物種類眾多,，在敦煌藏經(jīng)洞中便有大量出現(xiàn),，以幡旗和傘蓋較為常見。內(nèi)蒙古代欽塔拉墓,、金代齊國王墓,、河北隆化鴿子洞元代窖藏中也出土過各種百衲飾品。

夾纈的名字屢見于唐代文獻,，如“成都新夾纈,，梁漢碎胭脂”“今朝縱目玩芳菲，夾纈籠裙繡地衣”等,。唐代的夾纈施印于絲綢之上，多為五彩,。在日本正倉院珍藏有一件唐朝的花樹鴛鴦紋夾纈褥面,，色彩絢爛。該件夾纈以花樹鴛鴦構(gòu)成大團花,，花樹下一雙鴛鴦?chuàng)涑嵯鄬?，花樹上四雁俯視，這組單元圖加以連續(xù),，組成了四方循環(huán)的精美圖案,。尤其值得稱道的是，在這幅作品中夾纈工藝的特色體現(xiàn)得淋漓盡致,，每種顏色與顏色的分區(qū)鮮明,，均為白邊相隔，這是纈板夾緊時染液無法接觸坯布的緣故,。盡管這件夾纈已保存了1000余年,，紋樣依然清晰可辨，雖然局部出現(xiàn)了染料暈染,，但更添一分歲月氣息,。

如果說歷史是條長路，道路兩旁有文明之花競相綻放,，那么紡織如同一朵鮮花,，在文明進程中搖曳生姿。如果說歷史是條大河,，那么紡織如同匯入其中的涓涓細流,，雖無驚濤拍岸，卻華彩四溢,、一路錦繡,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