據(jù)《廣州日報》報道,，2016年7月20日凌晨2點多,，兩名男子飲酒后打車,，因為車資問題和的士司機發(fā)生爭執(zhí),。在車輛行駛途中,，其中一男子從后座車窗直接跳車,，結(jié)果摔成重傷二級,。事后,，檢方以司機涉嫌構(gòu)成過失致人重傷罪提起公訴,。本案近日經(jīng)廣州市白云區(qū)法院審理后，一審判決司機無罪,。檢方不服,，提起抗訴。廣州中院二審后維持司機無罪判決,。

過失致人重傷罪是指因過失造成他人身體重傷的行為,，需要追究刑責,。設立過失致人重傷罪的立法意圖，是為了防止公民個體的健康權(quán)遭受過失行為的不法侵害,。過失致人重傷入刑以來,，總體上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，但也因該罪名適用存在的泛化傾向問題,，引發(fā)關注,。此次廣州中院對這起乘客酒后跳車受重傷的案件，依法終審判決出租車司機無罪,，體現(xiàn)了罪刑法定,，符合公眾的樸素情感邏輯，值得肯定,。

在法理邏輯上,，過失致人重傷罪有著嚴格的適用條件。除了要求行為人的行為直接導致了被害人構(gòu)成重傷這一結(jié)果的形成外,，還要求行為人的行為與結(jié)果之間有直接因果關系,。被害人沒有重傷后果出現(xiàn)，或者即使構(gòu)成重傷,，但如果不是行為人的直接行為所致,，均不能以過失致人重傷罪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。

就本案而言,，被害人鄧某因醉酒后拒絕支付出租車車資而與司機李某發(fā)生爭執(zhí),，在李某免費送其與朋友回始發(fā)地的途中，要求下車未果,，且在李某已鎖上車門總控裝置的情況下,，強行從車后座車窗跳出，才造成了二級重傷,。綜觀整個事件,，被害人鄧某是因自己的跳車行為，才導致了二級重傷損傷后果的出現(xiàn),。被告人李某既不具備主觀上的過失,，客觀上也沒有實施直接致被害人受傷的行為，其拒不停車的行為與鄧某的二級重傷損傷結(jié)果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關系,，所以不承擔刑事責任,。

雖然本案被害人鄧某落下二級重傷令人同情，但是因其自身行為所致,，不能怪罪于他人,。如果司法認定李某構(gòu)成過失致人重傷罪，那么就有可能給公眾造成“誰能鬧誰有理”“誰受傷誰有理”的錯誤認知導向,。在這種意義上,，法院終審判決本案被告人李某無罪,，既是對刑法處罰范圍不能隨意擴大底線的堅守，又是對公眾基本情理邏輯認同的兼顧,。

近年來,，一些類似個案在司法作出有罪判決后，往往引發(fā)熱議,。究其根源就在于判決結(jié)果與公眾的一般心理預期存在差距,。如果致人重傷確系行為人所致，公眾只要明白了其中的法理邏輯也還是認可,，但牽強附會地把原本在罪與非罪,、重罪與輕罪邊緣上的行為認定為犯罪，就不會被公眾接受,。這就要求司法在處理類似個案時,，要把法律的專業(yè)判斷與民眾的樸素情理邏輯融合起來，以公認的情理展示司法的良知,。

對于類似“乘客酒后跳車受重傷”案件的定性和處理,，考驗著司法智慧。只有在吃透法律精神,、依照法治框架的前提下,，作出合乎法理和情理的準確判斷，才能讓司法判決擲地有聲地定分止爭,，進而守護公序良俗,，實現(xiàn)社會善治。這是該案終審判決出租車司機無罪的最大司法價值所在,。相信隨著越來越多類似個案的公正處理,，司法在法理與情理的平衡中，定能釋放出更多法治美感,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