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詩自誕生以來,，一直受到歷代讀者的喜愛,，唐詩研究也一直是學界關(guān)注的重點,。據(jù)不完全統(tǒng)計，1978年至今,，以唐詩研究為主題的論文有11000余篇,，1996年至今，相關(guān)碩博論文有2900余篇,，鄰近學科涉及唐詩的論文約8000篇,，合計超過20000篇。另據(jù)尚永亮《近20年唐詩研究述論》統(tǒng)計,，1978-2018年唐詩研究的成果多達34930項,。當然，唐詩研究的繁榮,，不僅體現(xiàn)在成果數(shù)量的幾何式增長上,，更體現(xiàn)在質(zhì)量的明顯提高上。改革開放新時期以來,，唐詩研究有如下突出特點：

鑒賞熱,。新時期之初，百廢待興,，廣大讀者熱切期待真正探索唐詩藝術(shù)奧秘的著作,。由此，引領(lǐng)唐詩鑒賞風氣的作品應運而生,，較具代表性的成果有：劉逸生《唐詩小札》,、沈祖棻《唐人七絕詩淺釋》，而尤以后者影響為大,。沈祖棻是現(xiàn)代著名詞人,，其《涉江詞》《涉江詩》在抗戰(zhàn)時名震一時，同時她又是著名學者,，以詩人之心解析詩詞,，別有會心?！短迫似呓^詩淺釋》從作品本身出發(fā)進行分析鑒賞,，其方法是先精講一首七絕，然后列舉若干首題材,、風格相近或相反的作品,，加以比較，往往有舉一反三之效,。此書與其《宋詞賞析》,，是20世紀80年代初最流行的詩詞鑒賞類圖書。而真正的唐詩鑒賞熱,，還是在《唐詩鑒賞辭典》出版之后,?！短圃婅b賞辭典》作者達百余人，均為從事唐詩研究,、教學的學者,，代表了當時的研究水平和學術(shù)眼光。該書發(fā)行數(shù)百萬冊,，推動唐詩名篇走進千家萬戶,，深入人心。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《唐詩鑒賞集》也產(chǎn)生了很大影響,。前者選材較廣,，后者賞析較精。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“閱讀與欣賞”節(jié)目,，經(jīng)常播出唐詩鑒賞節(jié)目，且將文字稿匯編成書出版,。此外，唐詩選本的出版也盛極一時,。清人孫洙所編《唐詩三百首》一版再版,；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《唐詩選》及李白、杜甫,、王維、高適,、岑參,、韓愈、元稹,、白居易,、李商隱、杜牧諸人的詩選,；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一批唐代重要文人的“選集”,。這些都為廣大讀者欣賞、閱讀唐詩,，提供了優(yōu)質(zhì)的文本,。周嘯天主編的《唐詩鑒賞辭典補編》則進一步推動了唐詩的鑒賞熱。近年來興起的電視講壇節(jié)目及詩詞大會等,，因其雅俗共賞,、老少皆宜，也對推廣中華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文化起到了積極作用,。劉學鍇的《唐詩選注評鑒》則是近年出版的唐詩鑒賞佳作,。該書分“選”“注”“評”“鑒”四部分,，共鑒賞唐詩近700首，選目與《唐詩鑒賞辭典》有較大不同,。鑒賞方面,，既博采眾長又獨具慧眼,，對李白、王維,、李賀,、李商隱詩的解析,、鑒賞尤其深刻。數(shù)十年來,，唐詩鑒賞的熱度不減，在促進唐詩普及的同時,，也提升了民眾的文學修養(yǎng),。

大詩人研究熱,。唐代大詩人研究,，近幾十年來成果豐碩，如王梵志,、寒山,、拾得、楊炯,、沈佺期,、宋之問、陳子昂,、張說,、張九齡,、孟浩然、高適,、岑參,、劉長卿、韋應物,、白居易、張籍,、王建、劉禹錫,、孟郊,、賈島,、貫休、皮日休,、陸龜蒙,、韓偓等，均有首創(chuàng)性的注釋本,。而李白,、王維、杜甫,、韓愈,、柳宗元,、李商隱,、溫庭筠、杜牧等,，則有吸收舊注之長,、后出轉(zhuǎn)精的新注本問世，且呈現(xiàn)出綜合研究的趨勢,。如白居易研究,，朱金城《白居易集箋校》首次對白居易集作了箋釋與?？?，用力甚勤，收獲亦多,。其《白居易年譜》與《箋校》相輔相成,。此后，謝思煒出版了《白居易詩集校注》《白居易文集校注》。謝注的一大特色是采錄了日本金澤文庫等數(shù)種白居易集,，擴大了?？钡姆秶S富,、充實了白居易詩文注釋的內(nèi)容。青年學者陳才智整理出版的《白居易資料新編》,，共匯集了中唐至近代3200余位作家的8000多則評論資料，參考書籍3500余種,，其字數(shù)是中華書局出版的《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匯編·白居易卷》的20倍左右。經(jīng)過老中青三代學者不懈努力,，白居易研究的成果已粲然大備，也大大突破了過去只重其諷喻詩,、只討論其人民性的局面，取得了多方面進展,。再如李白詩集，宋人楊齊賢,、元人蕭士赟、清人王琦先后為其作注,。當代李白研究的大家首推詹锳,，其《李白詩文系年》《李白詩論叢》雖出版于20世紀50年代,，但真正產(chǎn)生影響是在80年代之后,。這兩本書是當代李白研究的奠基之作，而他在此基礎(chǔ)上主編完成的《李白全集校注匯釋集評》則是一部集李白詩歌校注之大成的著作,。瞿蛻園、朱金城《李白集校注》吸收了《李白詩文系年》的成果精髓,。安旗主編的《李白全集編年箋注》、郁賢皓的《李白叢考》《李太白全集校注》亦多創(chuàng)獲,。周勛初的《李白評傳》《詩仙李白之謎》,，內(nèi)容十分精彩。裴斐等人主編的《李白資料匯編》，為李白研究提供了豐富資料,。劉學鍇,、余恕誠畢生從事李商隱研究，他們的《李商隱詩歌集解》集古今李商隱詩歌注解之大成,，《李商隱文編年校注》《李商隱資料匯編》則為新創(chuàng),，另著有《李商隱詩歌研究》《李商隱傳論》《李商隱詩歌接受史》等。有學者認為,，劉,、余二位的李商隱研究，改變了中國文學史的格局,，使得李商隱由原來文學史的一節(jié),，變成了現(xiàn)在的一章。

文化學研究熱,。超出單一的文學研究,，從文化學的角度討論唐詩，也是唐詩研究的熱點之一,。陳寅恪創(chuàng)“以詩證史”之法,，并在其《元白詩箋證稿》中有充分展示。其研究著重探索隱藏于文學背后的歷史底蘊,，對學界深有啟發(fā),。袁行霈、丁放《盛唐詩壇研究》討論了盛唐政治與詩壇的關(guān)系,，如論述唐玄宗崇信道家思想與迷信道教方術(shù)對詩壇帶來的影響,；玉真公主對詩人的提攜于詩歌發(fā)展的積極作用；盛唐賢相姚崇,、宋璟,、張說,、張九齡對盛唐詩歌的正面推進作用,；李林甫、楊氏兄妹專權(quán)跋扈對盛唐詩壇的傷害等,，均從文史結(jié)合的維度作了自己的解讀,。鄧小軍的《唐代文學的文化精神》《詩史釋證》《古詩考釋》等書，自覺運用陳寅恪的方法,，對唐詩研究的若干問題提出了精到見解,。傅璇琮、陳尚君,、胡可先等學者,，則由史學入手，探尋唐詩的歷史背景，既從正史,、野史筆記出發(fā),，更重視敦煌文獻、地下文獻,、域外文獻等,，使唐詩研究扎根在歷史的沃土中。尚永亮關(guān)注詩人貶謫與創(chuàng)作的關(guān)系,，李浩系統(tǒng)考察地域,、士族與詩歌的關(guān)系，戴偉華關(guān)注唐代使府與文學的關(guān)系,，也有系列論著問世,。孫昌武、陳允吉及李小榮,、張勇等,，致力于研究佛教與唐詩之關(guān)系。如陳允吉的《唐音佛教辨思錄》《佛教中國文學溯論稿》論佛寺壁畫與唐詩之關(guān)系,，論王維,、韓愈、李賀詩歌與佛教之因緣,；而對于道教,、儒學與唐詩之關(guān)系的考察，孫昌武的《道教與唐代文學》,、葛兆光的《想象力的世界——道教與唐代文學》、劉順的《中唐文儒的思想與文學》,，都是較為重要的研究成果。任半塘開創(chuàng)的,、以《唐聲詩》為代表的唐詩與音樂研究，為其弟子們傳承并發(fā)揚光大,；袁行霈,、陶文鵬關(guān)注繪畫藝術(shù)與唐詩之交集，《中國詩歌藝術(shù)研究》《唐宋詩美學與藝術(shù)論》中均有精彩論述,。將唐詩研究與文化研究相結(jié)合，對唐詩研究向深度和廣度發(fā)展,，大有益處。

新方法熱,。“老三論”“新三論”、符號美學,、新批評、闡釋學,、接受美學等新方法、新理論,，對唐詩研究也有較大影響。這對于解放思想,、開闊視野，有一定積極意義,。如董乃斌的《李商隱詩的語象—符號系統(tǒng)分析》、陳伯海的《意象藝術(shù)與唐詩》均用新方法解析唐詩,；葉嘉瑩用新批評派的“文本細讀法”研討杜詩；傅道彬的《晚唐鐘聲》借鑒原型批評方法,。但新理論的運用，一定要與中國傳統(tǒng)理論及唐詩創(chuàng)作實踐相結(jié)合,，否則就會成為兩張皮，這是要深以為戒的,。近年來,，用接受美學理論研究唐詩,，也出現(xiàn)了較多成果,，如陳文忠的《中國古典詩歌接受史研究》,，從理念與方法,、經(jīng)典作品闡釋史,、創(chuàng)作影響史等方面，對接受美學理論的中國化,，作了有益探討,，并對《黃鶴樓》等唐詩名篇的接受史進行個案研究。以唐代大詩人接受史為研究對象的著作或博士論文,，數(shù)量亦較為可觀,。而域外漢籍的唐詩輯佚及其研究，近年來也頗為活躍,。如東亞各國,，自古以來就與中國交往密切，大量漢籍早已傳入這些國家,，有些是中土已失傳的文獻,，有些則與中土版本不同，足資比較與參考,。這些國家的詩人,、學者研究或者模仿唐詩的成果，有的也有較高水平,，至少有文獻價值,。歐美諸國則因種種原因，保存了不少我國大陸稀見的唐詩資料,，充分利用這些材料,，也有助于唐詩研究的進一步開展。

總之,，新時期以來的唐詩研究對“文學本位”的認識尚待加強,，藝術(shù)研究亦嫌薄弱。我們要在歷史唯物主義的正確指導下,，充分運用我國古典詩學理論,，適當借鑒西方理論中的合理部分，推陳出新,，使唐詩研究邁向新的高峰,。